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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，小说的诞生跟西方有着不同的传统。　　据鲁迅考证，《庄子·外物篇》“饰小说以干县令”第一次提到“小说”的名字，但这里的“小说”指的是“琐屑之言”，“非道术所在，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。”[1]这里的小说，跟孔子曰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”里的“小道”大概意思相近，就是不入流的旁门左道、闲言碎语和东家长西家短的东西。孔子认为即便是这么一些“小玩意儿”，也值得加以研究。　　跟现在所谓的“小说”意义相近的最早提法，见于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”班固把《伊尹说》《鬻子说》《周考》《青史子》《师旷》等十五部“小说”编在《艺文志》的末尾，可见，在中国，“小说”一开始就不是入流的。　　这里我们说的小说，是一个笼统的说法，把“故事”、“传奇”、“演义”、“小说”、“讲史”全都一锅烩了，但是这些名称，原本各有所指。我们现在，统统用长篇、中篇和短篇加以概括，方便是方便，但是失去了特点。粗略地区分，大体有以下几类：　　一类是讲史，这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正统，《列国志》《隋史遗文》《隋唐演义》《东西汉演义》《两晋演义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南北宋演义》《精忠传》等，都是这一类。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“以史为鉴”的良好愿望，官修的史书非常正规认真。“讲史”“演义”这一类的小说，就是以正史为依据，以前朝的真人为主人公，以真事假事为演绎搞出来的一类娱乐大众，寓教于乐的艺术样式。夏志清教授说：“中国人浸淫于儒家经典既久，自然养成他们深求寓意的习惯……他们相信故事和小说不能仅仅作为艺术品而存在：无论怎样加上寓言性的伪装，它们只有作为真事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。”[2]也就是说，听说书的听众，喜欢追根究底。说书者必须给虚构的故事加上真实的材料，至少附会一些典故，这才能让他们安心地听下去。文化传统的影响，导致我们的在文艺接受心理上，喜欢有头有尾的东西，“无一个没有出处”，那才是上品。夏志清教授还指出，“作为古典叙事文的最高典范，《史记》尤其常常被拿来作为批评小说优劣的标准。甚至《红楼梦》这样一部很难使人联想到正史的作品，也曾被拿来与之相比。”[3]　　作为正统叙事文典范的《史记》，给小说作出了一个标高，古代文学批评家下意识地就拿小说来跟它附比。这就好像说“某某是市长，我是他村里的老乡”的心理相类似，给自己找一个依据。在中国，小说的地位是车浆贩水之徒鸡鸣狗盗一类人的艺术，远不能跟西方小说在艺术门类中的地位相媲美。很多作品的作者不详，有些知道作者，但是关于作者本身的资料也很少。像《〈三国志〉通俗演义》之于罗贯中，《水浒传》之于施耐庵，至今仍然对其作者地位充满了疑惑。　　第二类是志怪神魔荒诞不经的作品，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说的那类“明代神魔小说”，还有《聊斋志异》之类的奇谈，都可以归属到这一类。如“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，一万八千岁……”[4]如“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……”[5]如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姮娥窃以奔月……”[6]如《绿野仙踪》《封神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宝太监下西洋》《三遂平妖传》等。这一类的归纳，我打乱的通常学者们按照朝代时间顺序分类归纳法[7]。从先秦诸子寓言到清代的聊斋，都统统可以放在这个瓮里。《论语》说，“君子不语怪力乱神”。这一类“小说”违背了圣人教诲，更不入正统方家法眼。　　第三类，是“世俗小说”时髦一点可以说“写实小说”，鲁迅把大部分归纳为“人情小说”类里。这种小说从“唐传奇”发韧，把世俗生活的场景引入小说，记录现世人生和社会，类似于西方文艺理论说的“风俗画”。后来这类“风俗画”渐渐演变成了主流，从《金瓶梅》《儒林外史》《老残游记》《孽海花》《官场现形记》《醒世姻缘传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异现状》《海上花列传》《儿女英雄传》等，蔚为大观。这类小说被“五四”以后的作家学者特别看重，主要是其中的“现实主义”因素，提供了“五四”的作家学者移植西方的文艺理论的丰厚土壤。　　第四类是“才子佳人小说”。如《玉娇梨》《好逑传》《平山冷燕》《铁花仙史》《梦月楼》《两交婚》《玉楼春》等。著名学者郑振铎似乎对“才子佳人”小说不甚以为然，说它们“死守着才子佳人的陈套而不知变通，故在其中，佳作却绝少见到。”[8]并对《玉娇梨》《平山冷燕》和《好逑传》在国外不止有一个译本且很受欢迎感到不解。实际上，西方文化背景跟中国的差异也许就在这里，西方更关注“人与情”，写人和写爱情，虽然未必在艺术上有多大的创见，但是跟他们对于世界对于社会的看法类同，能引起共鸣。爱情，尤其是曲折迷离的爱情，如上面所列举的小说，跟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里的一些故事，就很能类比。这恰恰不是“演义”和“神怪”所能达到的效果。另外，用我们现在的文艺理论加以硬套，“才子佳人小说”可以归纳到类型小说当中去。当今流行的情爱小说，在套式上，并不比这些“才子佳人小说”高明多少，而在故事的叙述技巧上，“才子佳人小说”还要更胜一筹。很多学者把《红楼梦》也放到“才子佳人小说”范畴里去，但它达到了同类小说无法企及的地步。《红楼梦》的特异之处在于它超越了这类小说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俗套和明显的说教内容，且在人物类型的塑造上，性格鲜明，栩栩如生。　　从以上的类别和介绍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的小说，主要的核心还是顺应传统的道德伦理，而不是特别关注于人的本身。所谓的道德伦理，也就是“大道”“正道”。无论是以上的哪一种类型的小说，都喜欢“惩恶扬善”“劝恶从善”，讲忠义，说道理，谈轮回报应说。《金瓶梅词话》这样的“淫秽小说”，最后也要得出“轮回”和“报应”的大道理。这些大道理，使小说在写到人时，很少能正面描述。传统小说不是没有表达男女情爱方面的内容，而是说，这种表达对传统伦理道德缺乏超越性，它们基本上还在这个伦理道德的控制范畴内，不会造成真正的危机。　　这跟西方小说作为一种与正统伦理宗教作斗争的源流相比，显得非常不同。捷克著名作家昆德拉在《小说的艺术》里曾特意地指出，小说的最重要的艺术精髓，就在于其“幽默”和“暧昧性”。这种特性，正好是跟宗教的要求相悖——所有宗教对于世界的判断，都是彰明的，不容置疑的，具有至高无上的明确性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长篇小说《十日谈》是一个明显的例子，这部小说诞生的时间，跟我们明代小说勃兴时期相近，正处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强调个人的重要性，尊重个人价值的整体文化诉求相一致。《十日谈》里写到的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情爱，恰恰为宗教伦理所不能容忍。顺着这条线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像拉伯雷的《巨人传》、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、卢梭的《爱洛依丝》这一系列的作品，都是跟正统的__、天主教的正统宗教伦理进行斗争的作品。人性的力量的体现，在这里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。欧洲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还遮遮掩掩，到了浪漫主义时期，干脆就来个暴风骤雨式的轰炸，把人性张扬到了极致状态。这里的代表作是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和乔治·桑的《康素爱罗》等作品。在悲惨世界里，钟楼怪人和埃斯特拉达的爱情，在浪漫主义文学里，是一种典型的结构：一旦作为神圣的人存在，无论他们的身世是多么的卑微，他们的爱情和欲望，都要得到充分的肯定。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姿态，在小说发表的当时，就一直受到了宗教势力的打击，但是非常符合当时欧洲新文化的愿望。在他们这种狂飙突进式的表达里，传统的宗教势力和伦理底线，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在绘画上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油画、雕塑大师把最大的精力投注在描绘美好而生动的人体上，跟文学这种精神具有一致性，都是致力于歌颂人类自身的美好，对窒息人性的传统道德伦理加以大力的鞭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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